维也纳这个欧洲的心脏还是拥有5200万人民的帝国首都的时

 

  
希特勒埋葬了母亲,提着一只破旧的衣箱,怀着要干一番大事业的意志,又回到维也纳来了。此后的4年,从1909年到1913年,对这个林嗣来的闯世青年来说,是一段极其悲惨的贫困的时期。

  
在哈布斯堡王朝还没有覆亡,维也纳这个欧洲的心脏还是拥有5200万人民的帝国首都的时
候,她有着一种世界各国首都所没有的独特的快活气氛和迷人的魅力。不仅在建筑、雕塑、音乐方面,而且在人民爱慕文化、追求风雅的精神生活方面,维也纳都可以呼吸到任何其他城市所没有的那种纷华靡丽的巴罗克式艺术的气味。

  
维也纳位于纳瓦尔德树木葱郁的山脚下,蓝色的多瑙河畔,山坡上到处点缀着绿色的葡萄园。这是一个富有天然美景的地方,外来的游客固然为之心迷神醉,维也纳本地人也自以为得天独厚。空气中充满了音乐,那是当地的天才子弟、欧洲最伟大的音乐家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的高尚优美的音乐,而且在最后那几年回光返照的升平岁月里,还有维也纳自己钟爱的约翰·施特劳斯的欢乐迷人的华尔兹圆舞曲。对于过惯了巴罗克式生活的有钱阶级来说,生活就像是一场美梦,他们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跳华尔兹舞,喝葡萄酒,在咖啡馆里谈心,在歌院舞场听曲看戏,打情骂俏,寻欢作乐,
把一生之中大部分时间消磨在享受和梦想之中。

  
当然,维也纳也像所有其他城市一样,广大的穷人、无产阶级却营养不良,衣衫褴褛,住在贫民窟里。但是作为帝国的首都,而且作为中欧最大的工业中心,维也纳还算繁荣的。下层中产阶级人数众多,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工人们纷纷加入工会,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在迅速发展。全市人口这时已增至两百万,生活之中有一种沸腾的景象。民主势力正在排挤哈布斯堡王朝悠久的腐朽的专制势力,教育和文化已向群众开放。因此,1909年希特勒到维也纳来的
时候,一个囊无分文的青年也有机会受高等教育,或者同为数众多的职工一样,到工厂去做工,作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希特勒的好友,同他一样微贱和默默无闻的库比席克,不是已经在音乐学院中崭露头角了吗?

  
不过年轻的希特勒并没有去努力实现进建筑系的抱负。他根本没有申请入学。他也不想学什么手艺行业,或者从事任何正常的职业。相反,他宁愿干些扫雪、拍打地毯和在车站扛行李等杂七杂八的零活。

  
饥饿驱使希特勒从一个街头流落到另一个街头。他经常夜宿在公园中的长椅上或随便哪家的大门洞里,白天在小酒肆和候车室中以廉价食品充饥。直到1909年圣诞节的前夕,他终于把自己的最后一些冬服典当一空,失魂落魄地进入麦德林的一个流浪者收容所。这家收容所是由当时的一个社会福利组织资助主办的,其主要支持者是一个姓埃泼斯坦的犹太人家庭。与当时的其他收容所相比,这是一个时新、清洁、慷慨的地方。然而,无论何人,一俟在这里落迹,便会被社会和自我意识判定为失败者,并滑到了市民阶层中最低贱的地位。

   难怪在将近20年后,希特勒这样写道:

  
对许多人说来,维也纳是个尽情享乐的天堂,寻欢作乐的场所,但是对我说来,它却是我一生中最悲哀的时期。即使到今天,这个城市在我心中也只能引起不愉快的想法。对我说来,这个逍遥自在的城市的名字,所代表的就是5年艰苦贫困的生活。在这5年中我被迫求职糊口,开始当小工,后来当小画家。收入之微薄,不足以填充我每日辘辘的饥肠。

  
“当时饥饿是我忠实的伴侣,它同我形影不离,我的生活就是同这个无情的友人进行的一场长期搏斗。”

  
但是,尽管他挨饿受冻,他却从来没有去设法寻找一个固定的职业。希特勒所说的”小画家”,只不过是绘制一些拙劣的维也纳画片,内容常常是一些著名的景物,例如圣斯蒂芬大教堂、歌剧院、伯格剧场、舒恩布伦王宫或者舒恩布伦公园中罗马时代的遗迹。这些画片多是
矫揉造作、没有生气的,很像一个初学建筑的人所画的粗糙的速写,他有时添上一些人物,
也画得非常拙劣,好像连环画一样。

  
这种可怜的玩意儿,希特勒也许画了几百张,卖给小贩装饰墙头,卖给商人嵌在陈列出售的画框里,卖给家具商把这种画片钉在廉价的沙发和椅子靠背上。当时在维也纳,这是一种流行风气。希特勒也能画一些商业性的东西。他常常为小铺子老板画招贴画,给泰第狐臭粉这种商品做广告。有一张画据说在圣诞节时还赚过一些钱,画的是圣诞老人在叫卖色彩鲜艳的蜡烛,还有一张画的是圣斯蒂芬大教堂的哥特式尖顶,高耸在一堆肥皂上。圣斯蒂芬大教堂的尖顶是希特勒从别人的画上百抄不厌的东西。

  
在维也纳这些流浪的年代中,希特勒的装束是十足的波希米亚式的流浪汉。身穿一件破旧的黑大衣,长至足踝,很像一件土耳其长袍,这是一个匈牙利籍犹太旧衣商送给他的。头戴一顶油腻发光的黑呢帽,四季不换,他的一头乱发,前额斜梳,像他日后那样,颈后的头发乱糟糟的,盖住了肮脏的衣领,因为他很少理发修面,两颊和下颏往往胡髭丛生。他很像一个基督教徒中间出现的鬼怪。

  
希特勒认为,维也纳的时代,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代,也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
的时代。他写道:

  
“维也纳过去是,而且现在仍旧是我一生中条件最艰苦的学校,也是最彻底的学校。我刚踏进这个城市时还是一个孩子,离开时却已成人,性格也变得沉静严肃了。

  
“在这个时期中,我形成了一种世界观,一种人生哲学,日后成了我一切行动的牢固基础。除了我当时打下的基础之外,我后来很少需要学习什么东西,也不需要改变什么东西。”

  
其实,希特勒在维也纳所谓形成的一成不变的哲学思想,大部分是空虚的陈腐思想,有时往往荒唐可笑,而且是受到粗暴的偏见的影响形成的。这些思想并没有什么独创之见,只不过是从20世纪初叶奥地利激烈的政治生活的大漩涡中原封不动地拣来的破烂货而已。

  
当时,这个多瑙河畔的帝国,正由于消化不良症处在奄奄一息的状态中。好几个世纪以来,在人口中占少数地位的日耳曼奥地利人统治着一个拥有十多个民族的多语言的帝国,把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强加在它之上。但是从1848年以来,他们的控制地位日益削弱,他们不能同化少数民族,奥地利不是一个大熔炉。19世纪60年代,意大利人分裂了出去;1867年,匈牙利人在所谓双重王室的制度下赢得了与日耳曼人平等的地位。到了20世纪开始的时候,各个斯拉夫民族–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等等–都要求有平等待遇,并且至少要求民族自治。各民族间的激烈争吵成了奥地利政治斗争的中心问题。

  
不仅如此,也还有社会动荡,而这往往掩盖了民族冲突。没有选举权的下层阶级要求享有选举权,工人们坚决要求有权组织工会和举行罢工。他们不仅是为了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而且是为了实现他们的民主的政治目标。后来也果真如此,在举行一次总罢工后,成人普遍享有了选举权,而奥地利籍的日耳曼人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也因此告终,因为他们在奥匈帝国的奥地利这一半中只占1/3的人口。

  
对于这些情况,希特勒这个从林嗣来的年轻的狂热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是坚决反对的。在他看来,帝国正陷入”危险的泥淖”中去。只有日耳曼人这个主宰种族恢复原来的绝对权威才能拯救。非日耳曼人,特别是斯拉夫人,而其中尤其是捷克人,都是劣等民族。必须要由日耳曼人用铁腕来统治他们。议会必须废除,所有民主的”胡闹”必须结束。

  
虽然希特勒没有参加政治活动,但他非常关心地注意着奥地利三大政党的活动,这就是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和泛日耳曼民族党。一种政治上的狡猾见识现在已开始在这个不修边幅的施粥站常客的心中萌芽,使他能够极其清晰地看到当代各种政党的力量与弱点,而在成熟以后,使他成了德国的第一号奸雄。

  
他同社会民主党一接触后,就对该党有了一种强烈的憎恨感。希特勒说:”最使我憎恶的是它对维护日耳曼主义的斗争持敌对态度,它对南斯拉夫同志不要脸地讨好卖乖……在几个月之内,我就得到了在其他的情况下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得到的东西:看透了一个假装成社会美德和兄弟友爱的化身的有毒的妓女。”但是,他这时却注意研究社会民主党在群众中间得到成功的原因。回家后他开始阅读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分析该党领导人的演讲,研究它的组织,思考它的心理和政治手段,估计它的成绩。他最后得出社会民主党获得成功的三个原因:他们知道如何开展一个群众运动,任何政党如果没有群众运动就一无用处;他们掌握了在群众中进行宣传的艺术;最后一点是,他们知道利用他所说的”精神上和肉体上恐怖”
的价值。

  
这第三个教训引起了年轻的希特勒的好奇心,虽然这是以错误的观察为基础的,其中掺杂他个人的大量偏见。10年以后他将充分利用它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希特勒回忆这段经历时对党徒们说:

  
我了解这个运动,特别对资产阶级所造成的恶劣的精神恐怖,从思想上和心理上来说,资产阶级都不是这种进攻的对手;信号一发,只要看来是最危险的敌人,它就对之发动谎言和诽谤的真正大攻击,一直到被攻击者的精神不能支持时为止……这种策略所根据的是对一切人性弱点的精确估计,它的结果导致必然的胜利,其必然程度几乎同数学一样精确……

  
我同样也了解肉体恐怖对个人和群众的重要性……因为在支持者中间,所取得的胜利似乎是他们本身事业的正义性的胜利,而被击败的对手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对继续进行抵抗不存任何胜利的希望。

  
关于希特勒日后要加以发展的纳粹策略,再也没有比这段话分析得更加露骨的了。

  
在维也纳,年轻的希特勒还以他正在提高中的狡猾的分析能力,密切地注视着泛日耳曼党的动向。他认为泛日耳曼党犯的一个致命的错误是,未能争取到国内有势力的力量的支持,这种支持如果不是教会的话,至少也是陆军,或者内阁,或者国家元首。希特勒明白,除非得到这种支持,否则任何政治运动都很难取得政权。希特勒在1933年决定大局的1个月里,狡猾地骗取到的,正是这种支持,而且也完全靠这种支持,他和他的国家社会党才有可能接管一个伟大国家的统治权。

  
希特勒从各政党的活动中,还观察到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他说,”在历史上推动最伟大的宗教运动和政治运动的力量,从远古的时候起,一直是说话的神奇力量,而且也仅仅是说话的神奇力量。”他又强调说,”只有靠说话的力量才能打动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有伟大的运动都是人民运动,都是人类热情和感情的火山迸发,它们不是由残酷的穷困女神就是由投在群众中的语言的火把所触发的;它们不是词章学家和客厅英雄的清谈。”

  
年轻的希特勒虽然没有实际参与奥地利的政治,但是已经开始在维也纳的穷客栈、施粥站、街头巷尾的听众面前练习他的演讲术了。这种技巧后来发展成为一种在两次大战之间德国”
无人能望其项背的才能”,而且对他的”惊人成功”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维也纳期间,希特勒阅读了大量的反犹书籍,从而更增加了他的种族偏见和对犹太人的仇恨。他说,他发现这一”上帝的造民”的道德污点,任何放荡淫秽的事情,诸如卖淫和贩卖妇女大部分是犹太人干的。”当第一次,”他记述道,”我认识到犹太人是这个大城市中的渣滓堆里进行这种令人恶心的罪恶交易的时候,我不免感到一阵寒噤。”

  
希特勒关于犹太人的一些狂言乱语中,有很大病态性的心理成分。这也是当时维也纳反犹主义报纸的特点,后来也成了纽伦堡黄色的《冲锋队员》周刊的特点。这家周刊是由希特勒最得宠的助手之一尤利乌斯·施特莱彻出版的,他是弗朗科尼亚纳粹党头子,一个著名的性欲变态者,也是第三帝国名声最臭的人之一。这种强烈的仇恨在那个帝国里后来竟会影响到这么多的德国人,最后导致了一场景象这么可怕、规模这么庞大的屠杀,以致在文明史上留下了一个极其丑恶的伤痕。

  
1913年春天,希特勒带着悲观失望的情绪离开维也纳到德国去了。据他说,他的心一直是向着德国的。他当时24岁,除了他自己以外,都认为,他从各方面来说都失败了。他没有成为画家,也没有当上建筑师,他一事无成,只不过是个流浪汉,而且是个古怪的流浪汉。他没有朋友,没有家庭,没有工作,没有居处。不过,在反动思想的驱使下,他有一样东西:”对自己不可抑止的信心和深刻的炽热的使命感。”

  
但是,在1913年春季的时候,希特勒的”天才”还没有显露出来。在慕尼黑同维也纳一样,他仍旧囊空如洗,举目无亲,也没有正式职业。接着1914年夏天爆发了战争,把他像千百万其他人一样卷了进去。8月3日,他上书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三世,申请志愿参加巴伐利亚步兵团,结果获准。

  
这是个天赐良机。现在这个年轻的流浪汉,不仅能够满足在一场他认为是生死存亡的斗争中为他所热爱的第二祖国服务的愿望,而且也能够逃避他个人生活中的一切失意和烦恼了。

  
“平生最伟大而最难忘的时期,就这样开始了”,希特勒后来回忆说,”这仿佛是把我从年轻时代压在我身上的穷困下拯救出来。我很坦率地承认,在热情冲动之下,我跪下来,衷心感谢上苍有眼,赐给我这个能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幸福机会……对我来说,对所有德国人来说都是一样,现在我的生命中最值得纪念的时期开始了。同这场巨大的斗争相比之下,
过去的一切都成了过眼烟云了。”

  
对希特勒来说,过去的一切–贫困、寂寞和失意–都要退居到次要地位;现在,将要为千百万人带来死亡的战争,却为这个25岁的野心勃勃的青年带来了生命中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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